编者按：目前，境外疫情仍然十分严峻。截至2020年4月22日，213个国家已累计确诊超245万病例。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各国防疫措施的加码，实体经济停摆，全球金融市场也经历大幅动荡。从目前状况看来，经济衰退似乎已不可避免，那么，新冠疫情会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吗？本文首先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进行观察与分析，然后针对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进行进一步研究，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以预防金融危机的爆发。

作者：李浠平¹ 翁若宇²  刘天琦³

¹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讲师；²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讲师； ³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讲师

 

3月中旬以来，新冠疫情在境外加速扩散，多国加码隔离措施，导致人员物资流动受限，生产商业活动停顿，经济陷入停滞。目前来看，海外疫情进入“缓和期”尚需时日，复工时点难以预测。持续攀升的疫情数据加剧了投资者对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给国际资本市场前景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就在上个月，美股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幅震荡，短短十日之内连续熔断四次。尽管美联储和美国国会出台重磅救市措施后，美股有所企稳，但根据美国劳工部估测，美国4月将有超2000万人失业，是2008年金融危机顶峰时期人数的30倍，经济衰退似乎已不可避免。这让人不禁将此次疫情冲击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比较。

事实上，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源于金融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通过金融机构的传导并放大至实体经济，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其主要特点是，在危机发生的初期，风险集中在金融体系，社会经济活动仍保持正常运行。而此次疫情则是切断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风险上升，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旦金融危机最终触发，金融体系的冲击再反馈到实体经济，形成一个负向反馈的恶性循环，全球经济将遭受更加严重的打击。因此正确判断目前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措施预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采用Acharya等（2017）提出的边际预期损失模型（Marginal Expected Shortfall, 简称MES）作为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的测量方法，观察近期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发展现状。进一步，本文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情况，并进行压力测试，探究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趋势。最后，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常用衡量指标之一，MES测算的是单个金融机构在系统性事件下的边际预期损失。以MES作为衡量指标，图1绘制了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10日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波动情况。在过去两年时间，中国银行业MES总体在0.02上下浮动（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MES一般在0.045及以上浮动），系统性风险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31日以来，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相较于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月23日期间MES的平均值提高了约30%，可见疫情确实导致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提高。

图1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10日）

图2对比了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中美两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总体而言，受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近期美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上升速度高于中国银行业。特别是2020年3月中旬起，美国系统性风险的增速明显加快，与美国疫情发展情况及资本市场震荡的时间基本吻合。但相比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目前中美两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

图2 中美两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10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逐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与此同时，巴塞尔协议III也强调了金融机构内部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重要性。因此，2008年后全球金融机构在流动性及资本充足率方面均有显著提升。例如，中国银行业流动性比例自2007年底的37.7%提升至2019年底的58.46%，资本充足率也从8.4%提升至14.64%。就当前形势看，因中国银行业内部出现结构性问题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然而，近期银行风险增大（例如中国银行的“原油宝”事件），再加上资本市场动荡、债务违约等一系列的因素，均有可能导致未来金融机构风险增大。而中国商业银行为帮扶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而提供的信贷支持，反而可能导致其信贷违约风险的增加，所以，现阶段监控商业银行类贷款和不良贷款变动情况尤为重要。下文将对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总体情况进行分析。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且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一 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分析

图3绘制了2010-2019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趋势，包括各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变化情况。长期以来，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之一。2009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一直保持在2%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起，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并逐渐低于全国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2019年上升较快。截至2019年底，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38%，1.64%和2.32%。

图3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10年3月至2019年12月）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大，继而导致信贷违约风险增大，不良贷款率增加。因此，按照每百万人口确诊新冠肺炎的情况，本文将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分为高、中、低风险暴露地区，如表格1所示，其中湖北省为高风险暴露地区，北京市等13个省级行政区为中风险暴露地区，福建省等17个省级行政区为低风险暴露地区。

图4展示了不同疫情风险暴露程度地区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平均水平。总体而言，相对于低风险暴露地区，中高风险暴露地区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较低，且上升趋势不明显。因此，从区域分布来看，尽管受疫情影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可能有所上升，但高风险暴露地区整体幅度可控。但是截至2017年末，有部分省份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大于3%，远超国内平均水平，如山东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和吉林省，这些地区疫情期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变化情况应引起重视。

图4 各地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10年至2017年）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

二 压力测试 

本文进一步展开压力测试，测试内容主要为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极端但可能”的冲击下的稳健性状况。参试银行按银行性质分为大型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盛京银行、徽商银行、杭州银行、锦州银行）。截至2019年末，参试银行资产规模合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的70.98%。

参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等文献，本文选取一系列指标作为压力测试的宏观情景考量，包括GDP同比增速、居民消费指数（CPI）、贷款基础利率、房价指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失业率等。此外，本文还考虑了股票市场的波动及收益率。压力测试设置轻度、中度和重度冲击三种压力情景，分别对应不同程度冲击下，各指标相对于基准数据变化（上升或下降）标准差的10%、20%和30%。基准数据为2019年第四季度各指标的实际数值。在受压情境下，出现GDP同比增速减缓，股票市场预期收益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指数、贷款基础利率、房价指数、失业率及股票市场波动上升，人民币贬值等。

图5-图7分别绘制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测试结果。在经济形势受到重度冲击的情形下，截至2020年末，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增至7.73%，相比于2019年末的不良贷款率水平，恶化近6倍。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受经济下行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重度冲击下，也可能增至3.51%和4.86%，相比于2019年末不良贷款率水平均翻倍。

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受影响幅度最大的原因可能为，大型商业银行承担了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总额的48%，且2015-2018年间，大型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银行贷款水平超过32%，明显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受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小微企业贷款的违约风险将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

图5 不良贷款率压力测试：大型商业银行

图6 不良贷款率压力测试：股份制商业银行

图7 不良贷款率压力测试：城市商业银行

启示与建议

首先，从长远来看，注重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的供给结构，以真正满足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日前，我国央行已通过定向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增加银行信贷，根据4月22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5.93%，然而依然没有数据能够显示中小微企业获得了足够信贷支持。如若中小微企业未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其资金缺口，将产生较高的信贷逾期或违约风险，直接导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及信贷风险的增加。

其次，目前来看，宏观调控部门通过货币政策引导贷款基准利率下行的可能性较大，而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将直接影响到银行利差及利息收入。但笔者认为，对于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政策应谨慎政策推行的时机。尽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可扩大银行的盈利空间，但受疫情影响，今年1-2月份金融机构已经出现存款增速放缓的情形，如若过早或过度降息，对储户存款收益带来影响，反而可能造成存款增速持续走低，继而制约贷款增速。长远来看，应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及完善。

最后，从商业银行内部来看，今年商业银行利润增速放缓几乎已成必然，在此情形下，不应过度追求利润增长的目标，而应更加关注银行内部的各项风险指标，加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管控，关注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变动情况，保证足够的流动性及资本充足率，严格避免银行内部风险的堆积。（完）

参考文献：

1．Acharya, V. V., Pedersen, L. H., Philippon, T., and Richardson, M. (2017). Measuring systemic risk.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0(1), 1-47.

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国金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