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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论坛 | 刘东民:“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

发布日期:2019-05-22     来源: 云顶财说     点击:

编者按:“一带一路”投融资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应该如何通过平台设计、机制设计和融资工具创新,应对风险挑战、强化风险管理与建设”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呢?本文整理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国际政治与金融安全智库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刘东民在我院云顶讲坛——金融创新与”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上的演讲。

《“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是2017年中央部委给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课题。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是改变全球化进程的一件大事,对中国、对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但目前“一带一路”的融资压力较大,投资风险较高。因此,我们应该审慎推进“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需要

“一带一路”的真实需求有多大?图1列示了世界上所有重要机构对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预测,标注之处是社科院的预测。一个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与国家的GDP高度相关,通过规范的方法,可以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均GDP增长趋势来测算这些国家在交通设施上的资金需求量,社科院的预测是相对谨慎的。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预测值是2.9万亿美元,每年新增1.7万亿美元投资,许多国家和企业希望从中赚到便宜,但中国如何满足如此高额的投资需求呢?

图1 对交通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的测算(2015-2030年):2015(单位:美元,万亿)

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预测的融资需求不包括中国。

世界经济论坛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基础设施质量做了排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中最薄弱的是港口、空运和公路,缺口很大。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的强项,目前来看“一带一路”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比较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在整个“一带一路”铁路建设中,中国会贡献中坚力量。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评估

从五大指标——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诚信和双边关系(对华关系),对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风险评级,评估分值越高则越安全。这35个国家包括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匈牙利和希腊5个发达经济体,以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30个新兴经济体,基本上包含所有主要的“一带一路”国家,2017年中国对他们的投资占对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97%。

如图2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总分、综合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都低于平均水平,但社会弹性和双边关系高于平均水平。世界三大评级机构都对各个国家做了风险评级,都没有双边关系这项指标,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华关系好,才愿意接受投资、保护投资。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的评级分数比较

从风险评估结果来看,“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总体偏高,低风险评级国家仅有新加坡1家,高风险评级国家7家,其余的27个国家为中等风险国家,投资风险中的政治风险是最大的、不可抗的潜在风险。我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直接投资最多的是东盟地区,主要集中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应该说,东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地区。

三、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政府在推动“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中面临的挑战较大,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民营资本参与不足。2015年和2016上半年,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额在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中央企业平均投资规模为9.63亿美元,民企平均投资规模为4.68亿美元,不及中央企业的二分之一。让民营资本、私人资本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重要目标之一。第二,在区域和国别层面缺乏顶层设计与规划协调。第三沿线各国政府支持融资的意愿和能力不足。第四,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导致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融资机会。

四、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人民币国际化的价值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增加经济财富,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能够获得国际铸币税、提升对外融资便利性、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第二,转移国内风险,通过货币国际化能有效化解债务危机、治理金融危机;第三,提升国际权力,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制裁、提供金融救援,在制定国际规则中发挥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可行性有多大?从图3可以看到,IMF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测算的中国GDP从2016年起就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4年的研究发现,在东南亚,已经出现了一个以人民币汇率为锚的“人民币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最先取得成功的区域很有可能是东盟。目前,由于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消失,人民币国际化遭遇瓶颈, “一带一路”建设为新时期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重大机遇。

图3 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资料来源:IMF)

五、构建“一带一路”融资体系的政策选择

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建设,主要有三方面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通过顶层设计,促进政府间的合作。如与某些国家建立人民币对外投资及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合作框架;通过多边机制加强“一带一路”融资合作,尤其对于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建立政府间PPP合作框架。欧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中,私人资本超过50%,新欧盟成员国为1:1,老成员国为2:1,英国则超过70%。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高度依赖政府,根据高盛的数据,基础投资的政府资金占比中,菲律宾为90%,泰国为80%,印尼为65%,马来西亚为50%,这里没有中国的数据,但可以肯定超过50%。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可以推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采取PPP模式,用政府资金为民营资本投资做出风险补偿,要更好地为民营资本搭台唱戏。

第二,平台建设和机制创新。建立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公司。中资企业与当地政府或者企业合资设立“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当地政府或企业以本地优势资源或者资金入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优势资源整合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能够提升企业的信用评级并实现多元化融资模式,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股权融资等方式均能灵活运用,从而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规模;其次,通过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解决与当地政府和企业深入合作的问题,从而降低当地的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最后,可以实现高收益产业与低收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结合,化解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长、回报低、融资难的困境,从而提升整体投资收益。

在亚投行旗下建立“亚洲金融公司”。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开展贷款、股权融资、结构性融资、贸易融资,并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和商业咨询,各项业务通常均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以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为例,国际金融公司从1980年开始进入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到目前为止,全球新兴市场私募股权基金的10%是由国际金融公司支持的。亚洲金融公司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获取市场利润,提高亚投行的运营收益;以PPP模式撬动市场资源,放大金融杠杆;符合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方向。

建立新型“经济特区”。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通过打造“经济特区” 建立特定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确保项目运作的高效、安全,最大程度规避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经济特区的设立与建设,还可以引入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形成第三方合作模式,这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形成杠杆效应并分散投资风险。

第三,多元化的融资工具选择。“一带一路”债券市场建设是研究的重中之重,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出来,债券融资是整个基础设施融资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之一。配合“一带一路”,以点心债或熊猫债的方式发行项目债或企业债,既实现了项目融资,也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项目本身现金流好的,发行项目债券;现金流不好的,以“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的模式发行企业债。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全球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市场,尤其重视离岸人民币资产证券化业务。一方面,中国可以将境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投放到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资品种;另一方面,还可以在离岸或者在岸市场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产品,这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带来增量资金,并促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使用,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市场化发展的特别好的方法。

通过建立离岸人民币“一带一路”投资基金,促进人民币的境外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的第三方使用是货币国际化的最高阶段,它意味着该种货币真正成为了全球使用的货币。另外,境外循环也是保证货币国际化不会对本国金融市场产生过度冲击的重要机制。在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如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融资人民币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再将人民币资金投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去,就促进了人民币的境外循环。

鼓励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和公益金融的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民间资本以慈善金融(Charity Finance)和公益金融(Social Finance, 也称为社会金融)的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大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效益和人文关怀,有力地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和批评,用实际行动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己及人、乐善好施的崇高精神境界与全球分享,这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高自身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一带一路”建设中率先推动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慈善金融与公益金融运作模式,将成为中国金融服务于全球化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创新与亮点。(完)

嘉宾介绍:刘东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副研究员,金融学博士。兼任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顾问,国际政治与金融安全智库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曾任财政部的亚投行内部咨询专家。本科及硕士就读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和技术经济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学位和管理学硕士学位,后转学金融,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系金融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多边开发银行、全球金融治理和数字货币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经济评论》、《财贸经济》等权威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2016年获得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论文三等奖。主持和承担中央及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三十余项,多项政策建议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批复与采纳。2011年参与“深圳前海金融产业专项规划”,提出推动跨境人民币贷款、鼓励前海企业赴港发行点心债和设立离岸人民币母基金三项建议,均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复,前两项建议已经落地实施。其中,“跨境人民币贷款”推广至中国前两批自贸区,仅前海蛇口自贸区的跨境人民币贷款协议金额已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2013-2014年参与“前海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提出建立“三个基金和一个银行”,其中“设立海洋产业投资基金”一项建议已经在深圳推动实施,本人是该基金的总体方案设计人之一。

文稿整理:云顶财说记者 何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