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是21世纪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德国经济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认为，全球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在那时苏美尔和印度文明之间的贸易和市场整合已经在不断加强。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关系在古希腊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就建立起来了。古代连接中西方的商道—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的推动下，社会在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各种资本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运动超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过程。

世界经济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的浪潮。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于1870——1914年，当时世界人均收入虽然经历了较快的增长，但仍未能抑制贫困人口的增加。第二次浪潮发生于1950——1980年，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加深，但却使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第三次浪潮自1980年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成功打入国际产成品市场，产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25％跃升到了1998年的80％以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益于全球化，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对促进中国外贸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速在2001年以后大幅提高，如图1所示。

图1. 1996—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二、后危机时代“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增幅放缓，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大幅放缓。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市场需求萎缩，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针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数量上升。中国是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仅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了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67%，涉案金额85.44亿美元，同比上升156%。

2008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回落，尤其是自2011年以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长趋势明显放缓，于2014年掉头向下，如图2所示。

图2. 2007—201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2020年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年均增速分别难以超过4%和5%，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后经济危机时代，“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化会加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随着发展中国家新技术的引入和外资引入的增加世界经济发展不平等也随之水平加深。

在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同时，全球化使就业机会从发达国家向成本要素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引发发达国家中低端劳动力人口的担忧，例如，图3为比利时布鲁塞尔，当地上千人举行集会游行活动，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法国，“全球化”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中的贬义词。2012年4月法国伊佛普研究所做了一项关于全球化的调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仅有22%的人认为全球化对国家有益。

图3 2015年4月18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众举行集会游行活动，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使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先”，利用美国现有的“超级大国”地位，使美国经济“脱虚向实”，采取各种非常规手段改变各种游戏规则，包括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等，促使实业和资本回流美国，从而重塑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特朗普所代表的“逆全球化”潮流，本质上是要维护和拓展西方白人的“生存空间”，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将带来巨大影响。

三、一带一路战略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结果

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贸易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遭遇欧美发达国家以“逆全球化”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力量的博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

从特定意义上看，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利益的正确选项。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占据上风，对人类来说或许并非好事。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全球化丰富了世界的科学、文化，使世界人民在经济上受益。”有鉴于此，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具有深邃的时代意义。

古丝绸之路是基于“互通有无”的交流和共享，而“一带一路”则是“同沿线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建设是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事业，对提升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加沿线各国人民的福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首倡，沿线国家广泛参与的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其愿景为“一个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一带一路”战略肩负着“三大使命”：其一为探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之道，其二为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其三为开创21世纪地区合作新模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计划是“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建设“三个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

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视角，可以从资金基础、物质保障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加以思考。

首先，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抓手是“两行一金”。第一行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平均入股。金砖银行主要资助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与世行和其他地区性银行在基础建设项目上展开合作。第二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银行，资本金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500亿美元。亚投行偏重于基础设施投资和互联互通建设投资等。“一金”是丝路基金，丝路基金由中国出资400亿美元，侧重于产业股权投资和类风险投资。“两行一金”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资金基础。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现代化物流网络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前期的主要目标和着眼点，目的是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物流水平相对落后的现状。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一带一路”战略才能更好地往前推进。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物质保障。

最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路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战略国家层面其核心是做好顶层设计，建立自上而下沟通机制；二是促进各区域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融合；三是加强国内省际之间战略协同，避免不同省份过多博弈而陷入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各国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一带一路”战略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是探索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尝试。“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层面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向一致，获得了沿线国家的广泛参与和欢迎，对于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而言，为中国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具有积极的影响，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文引用和参考文献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