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昨日开幕，这是中国和世界的大事件，必将被历史铭记。与此相关的研发中心和配套措施应声落地。当人们在关注当下合作模式和相关平台机制建设之时，我们有必要将镜头拉到历史的深处，扫描一下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是如何诞生的。“一带一路”为什么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的必要性何在？它的意义何在？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胜出，世界的格局在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等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美国烙印的时代。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曾指出，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民主制度模式将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制度，人类从此走向幸福的终点。而当时的美国外交战略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测了完全相反的前景，未来世界人们之间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更为深沉和持久。他列举了四大文明模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这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相一致。此后的近30年当代史，世界各民族之间磕磕碰碰，局部战争不断，恐怖袭击时而发生，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14年，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几乎推翻了他先前的乐观预测，反而强调一个良治社会需要三个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今年他又在各种论坛上更加明确地推崇中国模式。

把历史的镜头进一步往前推进，我们发现当今的时代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延续。二战爆发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当时挑起事端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有一个理由就是，西方（主要指西欧和美国）主导的民族精神萎靡不振，不能代表人类的未来发展。他们要消灭这种颓废的精神。这一描述在2004年布鲁马和玛格丽特书写的《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中有详细的论述。我们当今以现代性为标准，可能将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归为西方，但他们的文化在东西方的归属上是模糊不清的。分裂的文化如同分裂的人格，必将反应在其外在的行为。施宾格勒在一战期间书写了《西方的没落》，以历史形态学的叙述策略表明世界文明进入衰退，西方作为最后一个文明也开始没落。

镜头推进到19世纪，这是西方文明最为自信的时代，最美好的时代。曾经的工业革命生产模式的变形和历史经济积累，西方现代文明积累了足够的自信，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权分立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文明的价值观，裹挟着基督教救赎的文明使命，从法国大革命起始，由欧洲走向世界。无论是起初的殖民主义、后来的新殖民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都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影子。而这个时间的逻辑起点要深入到18世纪末，可以参照王岐山向全国推荐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19世纪西方的自信来自于经济积累和政治积累，那么为其准备了思想自信的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了。曾经的欧洲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其信仰被教会接管，社会黑暗，人民愚昧，识字率低，文化落后。18世纪的启蒙运动重镇在法国，其核心思想是以人的理性自足代替教会的监护，人是可以为自己的未来福祉负责的。人的理性代替盲目信仰的愚昧。而为这18世纪的启蒙做了重要铺垫的是13-14世纪的文艺复兴，15-16世纪的大航海运动和16-17的重商资本主义发展。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思想借助文艺复兴的翅膀，越过中世纪飞到了近代，宗教改革摆脱教会挟制，回归平民直接对话上帝的基督教精神信仰内核，大航海运动不仅丰富了制图学和地理学，也将东方文明和文化导入欧洲，16世纪欧洲重商主义延续到17世纪。17世纪成为欧洲各种力量深度融合，冲突的舞台，各种思想激荡，为后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注入了各种因子。

现当代的世界模式源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带有东方和中国的因素。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政治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欧洲人在森林里披着兽皮狩猎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可以在自制的纸张上吟诗作画了。莱布尼茨为了更好更快地了解中国，在其办公室上写上“中国动态办公室”，邀请任何从中国返回的欧洲人做客，搜集关于中国的一切信息。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他的主张和中国推行的政策和儒家思想天然地一致。而重农学派后来又进一步启蒙了英国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将中国的思想带回欧洲，他们以来中国为荣，认为中国人的尿可以让庄稼茁壮成长，而欧洲人的尿却可以毒死庄稼。

地球是圆的。中国在历史上就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人文交流，贸易往来的传统。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1877年，德国地貌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rd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中国》（三卷）中将这一条通商之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同时在地图上标出“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Edward Chavannes，1865-1918）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如果说丝绸之路北道以丝绸贸易为主，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更为丰富多元，隋唐时期主要为丝绸，宋元后主要为瓷器、糖和五金，进口物品有香料、药材和宝石等。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商品贸易为主要渠道，链接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换的是各种不同的商品，联通的却是不同宗教信仰、习俗惯例、语言文字、人文传统等。

近500年以来，西方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影响并主导世界。为世界贸易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而学者弗兰克和吉尔斯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中提出，在西方主导近现代世界的5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已经存在了5000年了。表面上看，西方主导了500年的近现代世界经济贸易，实则是中国主导5000年的印度洋贸易圈的扩展。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是世界贸易的另一种形式。即便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1870年之前都是世界经济GDP排名第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当时的世界白银90%都流入中国，此后西方才使用了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等卑劣的手段扭转了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出现了彭慕兰所称的东西方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欧洲是欧亚大陆靠近西部的边缘，13世纪后游牧民族开始活跃，不断骚扰农业民族。欧洲被成吉思汗等推挤到大西洋的边缘。欧洲不得不将触角伸向大西洋，环绕地球，完成了“地球是圆的”的航海探索，也开始改变和刻画地球的格局和风貌。曾经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国，以自己独特的产品、制度、文化、思想被带入欧洲市场，将“china”变成“China”。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军事发展迅速，科技稳步发展，国家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最好时代。如果我们只强调军事科技，不强调我们的文化伦理，不为世界贸易、政治、制度提供我们的规范和标准，我们仍够不上大国的称谓。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主义教授许纪霖曾说，中国有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但其内容不够充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充实这个内容。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9月和10月在中亚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发出了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的倡导和推广为曾经在历史上辉煌过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天然的平台。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事业。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融入时代的大旋律中，才能奏的更响更动听。作为学人，当以专业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时间为纵轴，以地域为横轴，为“一带一路”画出文化和制度模型。每个地域文化的共享语言、习俗、制度、文化、宗教等特性如何，这些特性又如何历时地变迁，如何定义和规范如今的制度，特别是外交、贸易、财会等制度。每个地域文化区块中的财经制度，又是如何胁从于该地区整体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我们如何调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历史资源，勾勒出其历史变迁风貌，为当今的财经制度提供规范，如何同时满足“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和尊重个体差异。我们该如何在世界的范围内搜集“一代一路”的相关文献，将其进行分类提炼，勾画出“一带一路”的专业文献历时脉络。如何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形成的制度保障，没有违和感地融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文化、制度和经贸实践中。商品是思想文化的表征，思想文化是商品的内涵；惯例制度是思想观念的呈现，思想观念是惯例制度的内化。如何将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精髓和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借助于我们的企业和商品“翻译”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如何定位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培养相关的人才，如何搭建相关的平台，如何形成有效的机制，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面对历史使命，当以学术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重大课题。（完）

【作者简介】许玉军，男，山西天镇人，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厦门大学文艺学（跨文化研究方向）专业，师从教育部长江学者周宁教授。2000年8月至今任教于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并担任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商务英语和跨文化交流”课程授课教师。主要研究兴趣和方向：跨文化研究、西方思想史、域外中国形象研究、东西方文化经贸史等。先后在《文艺理论研究》、《跨文化对话》、《文化研究》等CSSCI刊物发表文章。译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之《贸易、传教、文献》获人民出版社2013年度优秀学术书奖等奖项。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主持“人文社科经典编译”《伦理学现代理论》、《政治论》、《经济矛盾的体系》等二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