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首届“一带一路”财经发展论坛圆满举办之际，云顶财说“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专题”推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张威副院长的主题演讲——《“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张威

摘要：本文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视角论述了“一代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首先，从历史视角来看，发展经贸和追求效益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加强沟通和稳固和平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交流和文明共通是丝路的重要结果。其次，从现实视角来看，世界经济正处在从全球化到去全球化到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丝绸之路都是各国战略发展的必争之地，在这种激烈竞争中，中国目前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仍需要突破质的飞跃。最后，从发展视角来看，中国正处于从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双向开放转向投资和贸易双轮驱动的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应该重点放在培育转化发展动力的新优势，扩大对外投资、塑造新格局，推进自主开放、构建新体制，深化协议开放、拓展新空间，迎接国际挑战、抓住市场机遇，有效规划和内外统筹。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历史、现实、未来

一、 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需要回顾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史。陆上丝绸之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代表，兴盛于西汉与盛唐时期。唐朝中后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加上指南针技术的出现，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宋元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衰落。

(一)“一带一路”与世界航路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世界航路的兴衰恰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19世纪，欧洲的上层贵族对东方的高端奢侈品十分渴望，但由于丝绸通路的切断，反而推动了哥伦布等探险者对世界航路的开发，并带来了世界航路的兴起和繁荣。从中国国内的发展历程来看，丝绸之路的繁荣期与中国经济的繁荣期、开放期同样是重合的。明清之后丝绸之路走向落寞，而中国开始闭关锁国，其在全球发展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衰退。

(二)“一带一路”首先是商贸之路

基于历史的发展观，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又是开放之路、繁荣之路、和平之路、文明之路。而这恰好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了一个呼应。

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证明了丝绸之路首先必须是商贸之路，唯有商贸之路才有可能持续发展。然而，从发展路径上说，丝绸之路也必须是开放之路。历史上中国的开放水平要比现在高，例如，在唐朝，一个外国人可以通过科举在唐朝做官。同时，丝绸之路也必须是和平之路，这是在于中国对全球化理解的不同，也是中国与西方全球化的路径不同，西方推动全球化基本上是以士兵作为商品自由贸易的推手，而中国推动的早期全球化完全是通过商品交易，所以中国开拓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另外，丝绸之路的发展印证越是开放越是繁荣，越是繁荣将促使进一步的开放，因此成就了丝绸之路的文明共建。

因此，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告诉我们，发展经贸追求效益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核心，加强沟通和稳固和平是丝路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交流和文明共通是丝路往来的重要结果。

二、 从现实的视角看待“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从现实的视角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需要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去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一）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局面

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已呈现出增长多速分化严重、贸易大幅放缓、产业格局调整加快、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金融风险增加、经贸规则重构的六大特点。首先，世界经济在近段时间出增长多速分化严重，就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而言，英国和美国好一点，欧盟和日本差一点；从新兴国家的角度来看，印度发展最快，中国的发展略微下降，俄罗斯相对较差。其次，贸易增速大幅放缓，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加快调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导致全球金额风险的进一步加剧。然而，最重要的是经贸规则的重构，以WTO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规则正在被改写，出现了包括TPP、TTIP等一系列新型多边双边合作机制。虽然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TTP，但是TTP的经贸规则反映的却是美国精神，其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趋势的影响并未因此消失。因此，中国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二）去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困难和风险增加，加之上述问题的加剧，国际上出现了各种去全球化的声音和行为，其表现大致有三个。第一是贸易投资低迷化。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世界贸易的增速是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速却一直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速，同时全球投资也从金融危机后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恢复到2007年的最高水平，因此普遍认为贸易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受阻。第二是经贸体系碎片化。随着主要经济体正投入大量精力提升区域贸易或特定领域贸易自由化，以WTO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规则正在被改写，例如，2014年年底，在WTO登记的区域性经贸协定是225个，而这225个经贸协定中间有半数以上都是08年之后申请成立，也就意味着在2008年以后各区域协定开始迅速发展，因此全球经贸体系开始出现碎片化。第三是治理冲突常态化。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丑闻等带来的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表明美国和西方体制内部出现了大的问题，弊病凸显，极大影响其全球领导力，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执行力也被大大削弱，这也使得治理冲突常态化。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证明其实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在倒着走，而是方式和路径发生了变化。比如全球化生产仍在稳步发展，国际贸易仍保持上升趋势，促进投资的政策和协定仍有明显优势，各国协调经济政策以应对危机的合作仍在继续，新的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正在酝酿之中。

因此，也有专家认为目前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再全球化与以往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贸易新模式：从跨境货物向跨境服务转变；2.商业新模式：从独占经济向共享经济转型；3.主题新模式：从跨国公司向中小企业扩展；4.动力新模式：从机构力量向个人力量延伸。

本文认为技术革命将引领全球化新潮流，全球化的传导路径将更加扁平化，软环境质量成为全球化新竞争获胜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目前中国为什么从各个方向共同努力来提升国内的营商环境。因此，再全球化的过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的治理形势呈现出四个特点：治理格局加速演变、治理理念日臻完善、治理平台更加多元、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就治理格局加速演变来说，全球治理格局已经从发达国家为主导转向了南北共治的局面，既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同时，治理理念也处于日趋完善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也逐步成为新的国际共识，取代原来发达国家输出传统治理理念。再次，治理平台更加多元，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治理机制，并且各层次的治理机制相互协调共同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传统治理机制WTO、世行等与新兴治理机制G20、亚太经合组织等共同发挥作用。最后，由于现阶段全球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增强，各国各扫门前学雪的态势比较明显，因此治理难度比以往更大，协调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应合理把握全球治理形式的新特点，关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分析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

（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虽然日渐增强，但是也必须客观的看清我们的影响力更多是规模、速度变化带来“量”的影响力，而非结构、技术水平提升所带来的“质”的影响力。例如，中国虽然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专利许可的出口额占全球市场的水平在0.3%，比美国低了40个多个百分点，比欧盟低了近35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在质的影响力上还不够强。第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多是发展趋势、前景带来的“可能”影响力，而非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影响力。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相对较弱，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比美元的国际市场份额低了40个百分点，所以现实影响力还需要加强。第三，中国现在的影响力更多是市场开放、产出增加带来的“经济”影响力，而非发展模式、制度带来的“价值”影响力，也就是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需要突破质的飞跃。

（四）“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

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可能需要更多的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治理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战略思考。从全球竞争和全球治理的战略角度来看，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首次提出的，其从历史上一直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世界上的知名大国基本上都在这个地区有它的计划、构想、战略等等。例如，日本在1997年提出主要内容为将中亚及南高加索地区8国建设成丝绸之路地区，从而加强政治经济合作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俄罗斯、印度、伊朗在2002年联合提出了修建从印度经伊朗、高加索、俄罗斯直达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的“南北走廊计划”；欧盟在2009年提出了修建纳卡布天然气管线，加强与中亚及周边国家的全方位联系的“新丝绸之路战略”；美国在2011年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以期建立美国主导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阿富汗-南亚”经济体；俄罗斯也在2013年后提出了维持与中亚的通道，发展欧亚联盟的“新丝路与欧亚联盟”。

然而各国提出丝路计划或构想明显存在各种差异，需要我们进一步对比。首先是目的不同、各有侧重。中国倡导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的是世界和谐合作发展，但是其他国家并不尽然。例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的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其原因之一是从阿富汗撤兵做准备。其次是方向不一、范围不同。美国的丝路战略与中国的方向是垂直的，其实际是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基本上是东西向，而美国、印度所倡导的丝绸之路的战略方向是南北向，这也就导致方向不一、范围不同。最后出现了圈圈相套的局面，如果把所有丝绸之路放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到在地理范围上各国胶着的最大的公约数在中亚地区，因为这个地方能源丰富，而构想内容的最大公约数在经贸合作和道路建设上。

实际上，世界五大经济圈带和“一带一路”的战略之间都存在一个对冲和对接。对于美国而言，其“新丝绸之路战略”跟我国方向上是垂直，战略上肯定也是遏制的；欧盟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比较中和，更多体现合作共赢的理念；而俄罗斯较为复杂，其一直倡导欧亚经济联盟，在表面上对“一带一路”是支持的态度，但实际上很怕我国的“一带一路”会挤掉其在中亚地区原有的战略地位；对于日来来说，其不断通过各种有效的资金和其他的援助方式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意在对冲中国的丝绸之路的建设；印度就更加明显，在周边一点一点布置，联合了大概三个国家，倡导一个印度洋共同体。在这样一个现实角度下，各大经济圈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态势并非支持，而我们必须以经贸为先导，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沿线国家更多体会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切实成果。

（五）我国“一带一路”经贸现状

经贸往来不仅是丝路兴衰成败的关键，也是保证道路运输有效益、可持续的，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需要，同时也是凝聚共识减少阻力的条件。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情况大致可分六个方面：

1.货物贸易。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62517亿元，占比25.7%。

2.服务贸易。2016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服务进出口额合计1222亿美元，占比提高了3.4个百分点；其中服务出口额占比高达21.5%，比2015年提高11个百分点。

3.对外投资。2016年，我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占比8.5%。

4.吸引外资。2016年，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2905家，增长34.1%；对华直接投资额近71亿美元，占比5.6%。

5.承包工程。2016年，在沿线国家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

6.园区建设。截止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因此，从现实的视角来看，我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在取得不菲成绩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扩展和提升的空间。

三、从发展的视角展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按照官方的统计，2015年可称为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元年。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达1456.7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利用外资总额1262.7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阶段。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中国对外开放处于双轮驱动的阶段。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来，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32%，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3.72%，这证明一个国家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对外投资必然会增长，主要世界贸易强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贸易高速增长的后期转向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并且在完成这个阶段以后始终维持了在世界经贸强国的地位，如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德国，80年代的日本等。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重点

中国对外开放下一个重点将会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要转化发展动力培育新优势。培育产学研贸集成新优势，深化科技管理、人才激励、成果转换、金融支持等体制改革，将产学研集成合力转化为贸易竞争力，同时积极扩大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开放，充分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以创新提升贸易增加值；发挥线上线下融合新优势，着重在规则、标准、结算、物流、通关等方面加强国际协调，推动关、检、外汇、税收等各环节的制度创新，加强企业培育，抢占互联网时代国际经贸合作先机；塑造制造与服务互动新优势，通过产品出口带的技术、服务、文化输出，通过营销服务体系构建，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新兴服务贸易出口，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要扩大对外投资，塑造以优化结构为目标的贸易增长新格局；塑造以综合配置境内外资源为目标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塑造以增强平衡和抗衡能力为目标的经贸地理新格局。

第三、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要推进自助开放，以扩大产业开放为抓手，构建主动开放新体制；以完善园区开放为抓手，构建协调开放新体制；以健全监管体系为抓手，构建安全开放新体制。

第四、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要深化协议开放，拓展新空间，推进深层次区域合作，拓宽经贸合作的广度；强化规则建设，拓展经贸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升经贸合作高度。以“一带一路”沿线作为载体，为我们未来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如何引领和带动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建设，如何推动全球形成新的治理体系来做平台的支撑。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从机遇来说沿线国家产业基础较弱、市场潜力较大、合作意愿较强，但挑战也不容小嘘；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对方国家的管理体制存在较大差异；从民间的角度来说文化的融通也面临诸多障碍。因此，未来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过程中，我国需要重点把握规划、统筹、产业、资金、贸易、投资、对外援助等方面。

首先，要完成从顶层设计到中层设计的转换，要加速推进规划的落实，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国别情况的研究，“一带一路”的沿线合作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两眼一抹黑出去的话，遭遇的困难和风险也必然多。必须要做好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企统筹，建立高效有序的推进机制，防止出现一窝蜂出去，而后续配套措施缺失的尴尬情况。

其次，必须要以产业为基础，以项目、国际产能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域为依托，未来合作过程中侧重项目质量的提升，加强环境生态建设，完善民生配套，在更好的实现自身的发展的同时促进对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资金方面亟待解决企业融资渠道受限问题，因此，我们要规划总体框架方案，从重大关键项目、民营企业、丝路基金等方面建立多层次金融保障体系。在贸易方面致力于创新方式扩大方式，扩大进口以保持区域贸易的平衡，发展服务贸易并推动贸易便利化。在投资方面引导海外投资合理布局，向互联互通建设方式转换，在境外经贸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合作的方式，同时加强风险的防范和保障。对外援助也要有所差别，创新对外援助的方式，优化对外援助的结构，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探讨差别化的政策。

【作者简介】

张威博士，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技术经济安全评估总成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1994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产业开放、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等，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相关规划编制和省部级的科研课题，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其多项研究成果已转化为国家相关政策文件。